《日知錄集釋》卷七，「孝悌為仁之本」條，黃汝成注曰：
錢氏曰：按《初學記·友悌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論語》，俱云「其為人之本與」。有子先言「其為人也孝弟」，后言「其為人之本」，首尾相應，亦當以為「人」長也。
按，今本《論語》此條作：1·2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錢氏為錢大昕，有清一代考據學大家、音韻學家。稍微了解古漢語的人，應聽過此公大名。「上古無舌上音、輕純音」即是此公重要貢獻——他還計算過圓周率，這比現代的文科生那是強多了。此條註應當是其讀《日知錄》時所加，後被黃汝成收入《日知錄集釋》。
陳垣先生開創的史源學，就是查找引用史料的出處、原文、語境，以此來校對引文是否準確。援庵先生自己校對過《日知錄》原文，在其身後出版為《日知錄校註》，我們今天就以「史源學」的方法，來校對《日知錄集釋》中錢大昕這條「註文」，看看會有什麼收穫。
查中華書局1962年句讀點校本《初學記》「友悌部」，此條云：論語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咦，似乎哪裡不對哦。錢大昕不是說《初學記》此條作「其為人之本與」嗎？莫不是大昕同志搞錯了？我們再查查《太平御覽》吧。
查中華書局縮印商務印書館影宋本《太平御覽》四百一十六卷·人事部五七，此條云：論語曰，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咦，這裡也是「仁之本」，並沒有錢大昕所說的「人之本」，是不是錢大昕真的搞錯了？
這個問題需要好好想一想，清理一下思路。
《初學記》和《太平御覽》，都是古代著名的類書。前者是唐太宗召集臣屬給兒子編的，為的是讓兒子有點基本倫理道德觀念，更重要的事學學對偶啊、作詩啊，這才是唐朝的正事兒。書中保留了很多唐以前的文獻記載，價值不菲。後者是宋太宗下令編纂的，規模十分巨大，十幾個學者參與其中，曆時八年，編了一千卷。差不多就是當時的百科全書了，其中征引書目，據現代學者研究，有兩千五六百種之多，這些征引書絕大多數到現在都已經失傳了。因此這部大雜燴就有極高的文獻價值。宋太宗編這部書主要是給他自己看的，否則不會定名《御覽》。宋朝的皇帝真是好學，要麼讀書、編書，要麼寫字、畫畫，不像今人，只會報菜名和翻大餅。
但是這兩部說也有不少問題。《初學記》和《太平御覽》，這裡抄一點，那裡撈一點，體例不夠統一、引用書的稱謂也不一致。再加上這兩部書，卷帙浩繁、規模龐大，傳抄過程中的出錯率就很高。因此，引用類書，要特別注意核對原文。披沙揀金，往往見寶；但若馬虎大意，也很容易變寶為石。
看來需要查查這兩部書的底本，以及其他版本，才能接近真相。
中華書局1962年點校本《初學記》「點校說明」中說到：
《初學記》現存最早的本子是明嘉靖十年（一五一三）安國的桂坡館刻本。據說安氏會得到一個殘宋本，缺卷七、十、二十一至二十五及卷三十的下半，共缺七卷半。先用銅活字排印，缺卷一仍其舊。後來又請人把缺卷補齊，另行鏤板。後人找不到更早的本子，又震於安刻的大名，多據此本翻刻。於是活字殘本就不大被人注意，因而流傳也很少。安氏所據的殘宋本是否眞宋刻，還是個疑問，因爲後來各藏書家從沒見過宋本。缺卷是依照什麼本子補的，也不得而知。王昶另藏有一部舊刻，孫星衍會借來給嚴可均看，嚴氏認爲是宋本，他用這個本子與徐守銘寧壽堂刻本（覆刻安本）通校一遍，以朱筆把異文注在徐本的行間。嚴校的原本下落不明，而臨本却有好幾部，我們所見的有胡景潮、傳增湘和周由廑的三種。王昶藏本後歸陸心源，陸氏又與安刻系統的本子重校一遍，寫成校勘記八卷，刻入《羣書校補》。陸云該本實爲元刻，可是他在校勘記裏仍用「宋本」舊稱。比較通行的是清朝古香齋袖珍本，這個本子何所根據，並未説明。《天禄琳琅續編》有宋本《初學記》，後來在故宫藏書中發現了這部書，經鑑别仍是安刻，並非宋槧。可能此即古香齋本的底本。但古香齋本與安刻字句不盡相同，或在刻板之前作過一些校改。據我們的比較，古香齋本的錯誤要少些，因此就採用它作底本。安本值得參考之處及嚴、陸校録的異文，合列爲校勘表，附印毎卷之末。嚴、陸所據本，姑仍「宋本」的舊稱。表内「嚴陸校」一欄標明〔嚴〕〔陸〕者，是某一家獨有的，兩家同的不注。底本明顯的錯字徑作改正，不再入表。第二十五卷以後，有幾段嚴、陸所見本與安刻及古香齋本絶異，無法列表，我們另外排印，附在各該卷校勘表之後，首尾注明接某頁某行，以便參讀。
據上文，至少應該檢查「古香齋本」和「安國桂坡館刻本」，如果能參校其他本則更好。
感謝「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項目，首先找到了「古香齋本」《初學記》，其此條作：論語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是與今本《論語》記載相同。
其次，要特別感謝國家圖書館。諸多善本、珍本藏書，都已經電子化，普通人只要能上网，都可以检索、查阅这些稀世珍宝。我們不僅找到了嘉靖十年（1510年）安國桂坡館刊刻的「安本」，還找到了楊鑨嘉靖十年「九州書院本」、徐守銘萬曆十五年（1587年）「寧壽堂本」，以及沈宗培「萬曆三十四年本」（1606年）。這幾個本子，此條皆作：
論語曰，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
「安本」
楊鑨「九州書院本」
徐守銘「寧壽堂本」
沈宗培「萬曆三十四年本」
可見，錢大昕說《初學記》引《論語》此條作「其為人之本與」，是有所本的，「史源學」檢查無誤。中華書局點校本《初學記》，應該是依從「古香齋本」，定此句為「其為仁之本與」，司義祖在「點校說明」中說，相關「安本」異文會以「校勘表」的形式附在每卷之末，我們查看十七卷後的「校勘表」發現，此處異文並未校出，屬於「失校」。即便考慮到1962年點校者可能接觸不到如此豐富的珍本，但是只要有一種「安本」在，都可查出。當年點校者是有「安刻本」作為校本的，此處異文明顯且重要，失校實屬不該。
再來看看《太平御覽》的情況。中華書局縮印商務印書館影宋本，此本即當年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三編本」，張元濟在商務影宋本跋文中寫到：
今所行者，有明代活字本，有錫邑刻本。其所從出，周堂序謂其祖曾得故本，黃正色序則謂據薛登甲所校善本繕寫付刻。然胡應麟譏其姓名顚倒、世代魯魚，學者病焉。明文淵閣書目存一部一百三十冊，一部一百冊，均殘缺。其后散出，遞入于蘇人朱文游、周錫瓚、黃丕烈、汪士鐘家，最后為湖州陸心源所得，僅存三百六十馀卷。今已流入東瀛，為巖崎氏靜嘉堂中物矣。先是阮文達、何元錫各就黃氏假所藏文淵閣殘本，謄校藏諸篋衍。嘉慶間，常熟張若云據何氏本，歙鮑崇城據阮氏本次第梓行，張氏刊成未幾，板毀，存書稀如星鳳，傳者唯鮑氏刻本。歲戊辰，余赴日本訪書。先至靜嘉堂文庫，觀所得陸氏本，其文淵閣印，燦然溢目，琳瑯滿架，且于己國增得如干卷，為之欣羨者不置。嗣復于帝室圖書寮、京都東福寺，獲見宋蜀刻本，雖各有殘佚，然視陸氏所得為贏。因乞假影印，主者慨然允諾。凡得目錄十五卷，正書九百四十五卷。又于靜嘉堂文庫，補卷第四十二至六十一、第一百十七至一百二十五，此二十九卷者，均半葉十三行，同于蜀刻。
是張氏所謂，當時流行的《太平御覽》，乃是明活字本、明刻本。明文淵閣藏本已輾轉流入日本，不過張元濟並未言明文淵閣藏本是明刻還是宋刻。商務印書館的影宋本（即「四部叢刊三編本」），是張元濟訪日尋書，從帝室圖書寮、京都東福寺看到了「宋蜀刻本」，以之為底本，並從「靜嘉堂文庫」補其所闕，才構成完璧。而「靜嘉堂文庫本」，「均半葉十三行，同於蜀刻」，從這裡推斷，很可能當年輾轉流入靜嘉堂的明文淵閣藏本即是宋刻本。同一宋刻已難見全書，因之以不同宋刻補足全書。
那麼我們去核對史源，第一是找明刻本、活字本，第二是碰碰運氣，看能否找到宋本，或者以宋本為基礎的校本。
首先，我們很容易找到了「四部叢刊三編本」和「欽定四庫全書本」：
「四部叢刊三編本」此句作：
論語曰：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欽定四庫全書本」，此句作：
論語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與「四部叢刊三編本」只是「弟」、「悌」的字形之異，歷史上假借之故。在關鍵的「人之本」還是「仁之本」上，均作「仁」，是與今本相同。
然後依然是查國圖，我們找到這麼幾個善本：
- 倪炳萬曆元年刻本（甲種本，1573年）；
- 倪炳萬曆元年刻本（乙種本，何元錫校跋、宋炳經跋本，1573年）
- 明抄本；
- 張海鵬嘉慶9年-14年「從善堂本」（1804-1809年）；
- 喜多邨氏安順堂學訓堂日本安政2年本（1855年）
這五個版本當中，錢大昕沒於1804年，因此4、5兩個版本肯定不是其所見本。只可能在前三種之中，或是另有所本。
第一種倪炳萬曆元年刻本（甲種），此句作：
論語曰：孝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與「四部叢刊三編本」大體相同，脫一「弟」字。
明抄本，此句作：
論語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亦可證倪炳萬曆元年甲種本脫一「弟」字。但「其為仁之本與」，諸本皆同。
第三種，即是倪炳萬曆元年刊本，不過這一本有清代藏書大家何元錫的校語和書前跋文，以及宋炳經書後的一篇跋文。打開這部善本之後，真的是讓人喜出望外。
可以看到夾註以及眉批校語
可以看到，此本引《論語》此句作：
論語曰：孝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何元錫在「孝也」兩字中間加入一「悌」字；在「仁」字旁邊錄入一「人」字，並加 o 號；在「友」字旁加 o 號。並於此數行眉頭以蠅頭小楷寫下「校語」。我們將「校語」放大數倍之後，展示如下：
釋文如下：
【原文】《尚書·君陳》曰：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何元錫校語：「宋抄無友字」】
按，此是宋抄本之疏漏，當從今本有「友」字。
【原文】《論語》曰，孝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又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何元錫校語：「舊本《初學記·十七》，引作『為人』，與宋抄本合。按，此數條與《初學記·十七》所引合，疑即轉引彼文。惟《尚書》一條，此多『惟孝』二字，疑後人據今本書妄增。觀《初學記》引從『友于』為句，可證今本《君陳》脫『孝乎』二字也。」】
按，上引安国桂坡館刊本《初學記》，此段云：
論語曰：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又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尚書·君陳》曰：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是何元錫看到的舊本《初學記》作「其為人之本」，與其見到的宋抄本一致。此數條，《太平御覽》與《初學記》所引大體相同，何元錫懷疑是前者轉引自後者，而《初學記》《尚書》條作「友于兄弟，克施有政」，沒有「惟孝」二字，而今本《尚書·君陳》作：
「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何元錫認為《太平御覽》此條的「惟孝」兩字，乃是後人根據今本《尚書》「惟孝友于兄弟」妄自增入的。
今本《尚書》此句的斷句，「孝友」連讀，何元錫認為，《太平御覽》乃是轉引，此句脫「孝乎」二字。如依《初學記》改，則此句應為：「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兩個版本一對比，便知何說頗有道理。
何元錫是依據什麼進行校勘的呢？我們翻出他的跋一看便知。
釋文如下：
《太平御覽》一千卷今行于世者，惟明黃正色刊本及活字本二種。其中刪節本，文前後錯亂不可枚舉，好古之士，心嘗病焉。吳門周明經錫瓚，家藏前明文淵閣殘宋本三百六十六卷，字體極小，每半頁十三行，行二十二、二十三字不等。卷內有文淵閣印及南州高士東海豪家印，又有惠定宇借觀印。此書向藏朱文游家，惠松崖嘗館朱氏，故得見之。其著述所引宋本《御覽》，即此書也。又黃孝廉丕烈，藏有明季舊鈔本，全部行款皆與宋本同。惟傳寫不精，頗多訛字。顧澗薲曾為校數十卷，今已售與湖州南潯劉氏。宋本所闕，賴此補全。亦海內至寶也。嘉慶庚申仲秋雲臺先生以今本屬為校勘，因得假此二本，延一二友人，分任其事，閱一年始畢。行款字數，皆以朱筆縱橫為記，宋本間有錯字，雖明知其非，亦錄於本字之旁，以俟它日作為考證云。辛酉冬月錢唐何元錫識。
按，何元錫跋文，首先明確文淵閣藏本即殘宋本，「每半頁十三行」，即是張元濟在日所見「靜嘉堂文庫本」，又與帝室圖書寮、京都東福寺所藏「宋蜀刻本」行款一致，是宋本應無疑義。並且引證前賢惠棟，認為惠棟當年造訪朱文游家，得以借閱宋本真跡，並在自己著作當中加以引用。准此，何元錫用以校勘「今本」（即萬曆元年倪炳刻本）的「校本」，即是此文淵閣殘宋本，與南潯劉氏手中的明季舊鈔本。劉氏本「行款皆與宋本同」，當為宋本之抄寫本。文淵閣殘宋本，「字體極小」，每行字數不等，可知亦是抄本。換句話說，何元錫當年是用兩個宋抄本作為「校本」，來校刊萬曆元年倪炳刻本，並在頁眉、頁足、夾縫中，詳細寫下了校勘記錄。這樣的校勘記錄就非常有價值了。以何元錫跋文來看，其在「仁」字旁邊錄入一「人」字，就是「舊本《初學記》與宋抄本同」，而與今本不同，才出了這個校記。但是這又會產生新的問題。如上述一開始截圖，我們看到商務馆影宋本（即「四部叢刊三編本」）此句作「其為仁之本與」，而讀了張元濟的跋我們知道，「影宋本」的底本是「宋蜀刻本」，而以「靜嘉堂宋抄本」補齊所缺卷數（即42-61卷，117-125卷，計29卷），上述引文在416卷「人事部五十七」，可知當在「宋蜀刻本」中。以此得見，「宋蜀刻本」與「宋抄本」已有不同，即便是宋槧，也不能無誤。此例，當是何元錫以宋抄本發現舊本《初學記》之價值，從而印證宋抄本之價值，進而校勘各種今本。書末，尚有宋炳經一篇跋文，錄之以供參考。
釋文：
此本之善，余已題識於卷首矣。再按，《御覽》為宋初三大書之一，所修者非一人，所據者非一本。故同引一書而互見者，往往不同。然正籍以改見異本，後有如明陳禹謨其人者，以為參差不齊，援刪補書鈔之例，改而同之，則不但《御覽》之真面盡失，而且古書之異本亦亡。今書此以諗後之得此書者，寧嗤余慮之太過，毋使余言倖中也。是固《御覽》之幸，亦即余之幸也夫。光緒丁酉仲冬月十八日歙宋炳經補庵跋。
是宋炳經充分肯定何元錫之保存異文的校勘價值，而警告後來者不要奮其私智，作「書同文」之妄自刪改。
經過上述文獻溯源，我們可以肯定的說，錢大昕《日知錄》此條註文信而有征。如果僅查當下的點校本或是影印本，可能會得出錯誤結論。反倒是中華書局《初學記》失校，這一重要「異文」竟幾乎隱而不彰。而《太平御覽》，國內通行本無論是中華書局1960年影印本，還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標點本，都是以商務印書館影宋本为底本，進行影印或是標點。但是影宋本即便是善本，也並非毫無問題，如上所述，「宋蜀刻本」與「宋抄本」已有不同。使用之時，還得多加留意。
最後，還是得探討一下這句的義理問題。程樹德《論語集釋》此條引述八家意見，並下按語：
陳善《捫虱新語》：古人多假借用字。《論語》中如「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又曰「觀過，斯知仁矣」，又曰「井有仁焉」，竊謂此「仁」字皆當作「人」。
王恕《石渠意見》：「爲仁」之「仁」當作「人」。蓋承上文「其爲人也孝弟」而言。孝弟乃是爲人之本。
焦氏《筆乘》：何比部語予：「豊南禺道人曾論『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仁』原是『人』字。蓋古『人』作『 』，因改篆爲隸，遂偽傳如此。如『井有仁焉』亦是『人』字也。」予思其說甚有理。孝弟即仁也。謂孝弟爲仁本，終屬未通。若如豐説，則以孝弟爲立人之道，於義爲長。
朱彬《經傳考證》：「仁」即「人」也。《論語》「觀過，斯知仁矣」，《後漢書·吳祐傳》引作「人」。「無求生以害仁」唐石經「仁」作「人」。
江聲《論語竢質》：「仁」讀當爲「人」，古字「仁」「人」通。「其爲人之本」，正應章首「其爲人也孝弟」句。不知六書假借之法，徒泥仁爲仁義字，紛紛辨説無當也。
劉氏《正義》：宋氏翔風鄭《注》輯本，「爲仁」作「爲人」，云：「言人有其本性，則成功立行也。」案「仁」「人」當出齊、古、魯異文。鄭就所見本「人」字解之「為人之本」與上文「其為人也」句相應，義亦可通。
王肇晉《論語經正錄》：孝弟爲行仁之本，義固正大。觀「井有人焉」，「人」借作「仁」，則此章「仁」字似亦「人」之借字。如作「人」字解，與章首「其爲人也」句相應，義甚直截。
黄汝成《日知錄集釋》引錢氏曰：《初學記·友悌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論語》俱云「其爲人之本與」。有子先言「其爲人也孝弟」，後言「其爲人之本」，首尾相應，亦當以作「人」爲長也。
按，錢氏之説是也。林春溥《四書拾遺》云：「案『不知其仁』、『無求生以害仁』，唐石經皆作『人』。『古之賢人也』古本作『仁』。『何以守位曰人』，《釋文》引桓玄、明僧紹作『仁』。『柏人』道因碑作『栢仁』，並可互證。」宋儒不通訓詁，遂至沿襲其誤，强事解釋。於是程叔子謂「性中有仁，易嘗有孝弟來」，謝顯道謂「孝弟非仁」，陸子静直斥有子之言爲支離，王伯安謂「仁祇求於心，不必求諸父兄事物」。種種謬說，由此而生。蓋儒家之所謂道，不出倫常日用之間，故《中庸》言「天下之達道五」，又曰「道不遠人」，《孟子》言「道在邇而求諸遠」，即有子本立道生之説也。老莊一派始求道於窈冥恍忽不可名象之中，後儒雖知其非，而終不脱此窠臼。此其所以致疑於有子也。《論語駁異》及《四書辨證》雖主王恕之說，但以為作「仁」亦可通。然《初學記》及《御覽》均作「人」，可見唐及北宋初人所見本，尚有作「人」者。經傳中「仁」「人」二字互用者多，「仁」特為「人」之借字，不止此一事也。《集注》於「井有仁焉」已云「當作人」，獨此條猶沿舊說，蓋偶未深考。
八家之說，以及程樹德按語，對此問題解釋已經相當清楚了。察其要點，主要有三：一是「仁」、「人」二字古相通，「仁」字常借為「人」，並以「井有仁焉」之內證，唐石經、《經典釋文》、道因碑之外證，證成其說；二是本句如作「其為人之本與」，則與章首「其為人也孝弟」，首尾呼應，文義為勝；三是宋翔鳳《論語鄭氏註》輯本鄭註，及《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文，可見從東漢、隋唐至北宋初年，「人」字本仍有流傳，程樹德謂此乃「齊、古、魯之異文」，大體不錯。檢鄭靜若《論語鄭氏注輯述》，可知不誤。
錢穆曾依《經典釋文》，將《述而》篇「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一反鄭註「從古」，而從《魯論》讀為「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竊謂此處亦當如此，且證據更為豐富。查今人九家《論語》註（楊伯峻、錢穆、潘重規、孫欽善、李零、楊逢彬、高尚舉、蔣紹愚、高小方），只有楊伯峻先生於此條有所辨析（楊逢彬從楊伯峻此條註，可以不論），他說：
也有人説(宋人陳善的《捫蝨新語》開始如此説，後人贊同者很多)，這「仁」字就是「人」字，古書「仁」「人」兩字本有很多寫混了的。這裹是説「孝悌是做人的根本」。這一説雖然也講得通，但不能和「本立而道生」一句相呼應，未必符合有子的原意。《管子·戒篇》説，「孝弟者，仁之祖也」，也是這意。
我覺得，當「其為人之本與」講，也是可以和「本立而道生」相呼應的。如果從文本分析的角度看：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依《初學記》等改)
這一章是在講一件事。第一句說「孝弟」會產生良好的政治秩序。第二句講「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是解釋說明這一良好政治秩序是如何產生的，即是「君子務本」帶來的。第三句「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則是解釋「君子務本」，這個「本」是什麼含義。這三層意思，是層層遞進、相互闡發的關係。末尾「其為人之本與」與開頭「其為人也孝弟」首尾呼應，文義更為完足、通順。這也就是錢大昕、焦竑、王肇晉所說的「於義為長」、「義甚直截」。
在「仁」、「人」兩字都有傳本，「人」字意思更為完足的情況下，根據「奧卡姆剃刀原則」——如非必要，勿增實體，這裡似乎沒有必要增加「仁」字來進行解釋，似是另一個可供思考的角度。
此外，楊伯峻先生引證《管子·戒篇》「孝弟者，仁之祖也」，竊以為略有不妥。《管子》一書大約成於戰國，與有子不僅有時間之差，更有學派之異。《管子》的說法，未必符合有子之意。但是《管子》中的這個記載，適足證明「仁」、「人」二字傳本之差異，從戰國時代開始便已存在，其淵源甚遠；而南宋後，逐漸定於今本，而「人」字本遂不可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