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含夷教授在四川大學作了為期四天（2024.11.11-15）的主題講座：《竹書紀年》的流傳與真偽考。下面是每天講座之後，回答問題部分的文字整理稿，未經夏教授審閱。
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顾立雅早期中国讲座教授，蜚声世界的著名汉学家。长期从事先秦史、古文字、出土文献、儒家经典等方向的研究。代表著作有《重写中国古代文献》《古史异观》《兴与象：中国古代文化史论集》《海外夷坚志：古史异观二集》《西观汉记：西方汉学出土文献研究概要》《三代损益记：夏商周文化史研究》《孔子之前：中国经典诞生的研究》《〈周易〉的起源及早期演变》等。
蔣瑞：夏老師您好，我有兩個小問題。第一個是年代学上的一个问题，學術界有月相定点說，也有月相四分说，您怎么看？更赞同哪种？第二個問題，您证明今本《竹書紀年》不是伪造，我认为证据是比较充分的，那么今本和古本，在重建中国上古史年代的时候，和历史事实有多接近？可以信赖吗？這裡有一个背景，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他说百家言「不雅驯」，就是认为诸子百家的很多传说不可以信赖，那麼《竹书纪年》可以信赖吗？多大程度的信赖？
夏含夷：第一個問題，我更倾向于四分月相說，有很多名稱傾向於支持存在四分月相。
第二個問題，是個很大的問題。我認為《竹書紀年》也不是信史，無論今本和古本，都是个人編輯的本子，上面的紀年和绝对纪年没有关系。《竹书纪年》不一定是信史，但是可以改正司马迁的错误，特别是战国時代纪年的錯誤。要恢复共和前的纪年，也应该参考《竹书纪年》。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有個初步報告，2022年有正式报告。我認為這個報告，从头到尾，错的要命。斷代工程的一個重大錯誤，就是完全沒有參考《竹書紀年》。在中國，每五年有计划，要得到什么结论、達到什麼目標，但學術研究不可以這樣搞。2003年陕西眉县新出土青铜器上的曆點、銘文，再次非常堅定的證明报告的結論是错的，總體上的方法有问题。
川大學生：夏老師您好，我有一個很喜歡的女朋友，去了非洲教對外漢語，我想請問一下，您作為一個外國人，是怎麼學習漢語的？您認為中國應當推廣繁體字還是簡體字？謝謝。
夏含夷：哦，我剛才已經批評了你們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所以我不敢再批評你們的教育部了。（聽眾笑）
我的中文是成年以後才開始學的，我一開始對中文感興趣，是讀了一本翻譯成英文的《莊子》，我覺得太美了，所以決定學習中文，想通讀一下原文。後來我大學畢業，我去了台灣，在那裡學習中文，所以我一開始學習的漢字，就是繁體字，也一直在使用繁體字。
後來我見到裘錫圭先生，裘先生是我最敬佩的甲骨文專家，最敬佩的。裘先生這樣一位第一流的甲骨文專家，他寫簡體字，我說好吧，那我也可以寫簡體字。所以我現在覺得，繁體、簡體，都可以。
夏含夷、裘錫圭，1990年
裘錫圭、夏含夷，2000年
川大學生：夏老師您好，我特別喜歡您的書，然後這本是之前的，知道您要來，我又買了九本，問題我就不問了，您等下給我簽個名吧！（聽眾大笑）
學生甲：夏老師，您昨天講座提到，荀勗的《穆天子传》序講到《穆天子傳》是40字一简，那么《竹书纪年》也是40字一簡吗？
夏含夷：這個問題很好，我的回答是，不知道，这是一个猜测。我們有幾個證據：第一，武王15/16/17那三年的簡，应该是成王紀年的，這個是可以講的通的。第二，晋烈公一条簡，也是40字，也是錯簡。第三，还有半条简，也有問題。我們有三个证据，但仍然不能確定《竹書紀年》是否是40字一簡。所謂的科學方法，就是應該有可重復性，其結論應當在其他重復試驗中得到檢驗。有些簡有37字，可能有空格，那就是39字，就可能是一条完整的简。但這些都是可能，如果做试验，得到一些可以重現的结论，得到同样结果，就比较靠得住。文献学，做到同样的结果，但這不是铁证，是辅证、旁证。《竹書紀年》應該是40字一簡，這可以作为一种假说，我相信應該是這樣。
另外，清华简有80多篇，一个抄手抄了18篇，大体每简字数相似。从我们所看到的证据，《穆天子传》和《竹书纪年》，可能是一个抄手抄寫的。
學生乙：夏老師您好，我有两个疑问。第一，今本《竹書紀年》关于黄帝、五帝纪年，已經太久遠了，記載這麼準確可能嗎？第二，《竹書紀年》中有很多關於「祥瑞」的記載，這很像是后代添加進去的，今本《紀年》多大程度上保留了墓本原貌？
夏含夷：黄帝纪年是没有年代的，从尧舜开始有確切的年代（前2145年）。陶弘景的《真誥》中有一个记载，和今本《紀年》內容一样。假如今本《紀年》是偽造的，伪造者應該參考《水经注》《太平御览》這些重要的書來引用古人的記載，他不太可能看很少有人關注的《真誥》這本書，因此，唯一可能的解釋，就是今本《紀年》是真實的。此外，上博简《容成氏》也是从黄帝开始的。
關於「祥瑞」，一般認為是出現在注解里，而非在正文里面。註解和原文应该分开看。武王时代的「祥瑞」很少，春秋时代的「祥瑞」，連日食、月食都算。《竹书纪年》里的「祥瑞」比例，没有超出春秋时代。
今本《紀年》有多大程度上可以复原墓本，應該說没有百分百的把握完全恢復墓本。我們現在發現、論證的错简，其意义在于，如果是40字一条，我們也许可以恢复一部分墓本。我做了梁惠王的纪年试验，可以恢复一部分，有2-3年空缺，不太可能100%恢复。此外，墓本也不是信史，不一定可靠。墓本是战国时代某一个抄手的立场。战国時代很可能也不知道西周的确切纪年，更别说夏商以前。但我們今年做年代學，或是歷史研究，不应该排斥《竹书纪年》的记载，《紀年》的記載可以和其他證據相互發明。我的主要贡献，是给今本《竹书纪年》正名，不是伪造的。
陈力：夏老師我提一個問題，您認為今本《紀年》有可能是荀勗、和嶠整理本的一个副本，为什么不是整理本本身？
夏含夷：《水經註》引用的《紀年》，從內容上看，應當屬於荀勗、和嶠系統，即今本《紀年》系統，但郦道元在《水經註》中有引用有晋侯、魏侯的纪年，這個是今本缺失的。所以我推測，今本應當是當時正式本的一個副本。
《禮記》中的《缁衣》，是子思的所作的四篇之一（《中庸》《表記》《坊記》《緇衣》）。郭店简有一篇《緇衣》，上博简也有一篇《緇衣》，其中23章和郭店简一样，而《礼记》中的《緇衣》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战国时代的书写方式。《重写中国古代文献》第二篇文章就討論这个問題。劉向、劉歆父子整理圖書的時候，加入了自己的看法、自己的理解，把有些篇章刪除，有些篇章合并，具體怎麼做的，我們已經不知道了。只有发现出土文献，才有证据可以分析。《缁衣》比较典型。
郭店简《缁衣》
學生丙：夏老師您好，《竹書紀年》和清华简《系年》，關於拥立周平王部分的记载並不一样，有「二王並立」的內容，您怎么看待這種分歧？哪種更可信？
夏含夷：這兩種文獻的内容有不一样之处，是当然的。分析具體的一句话有什么差别，似乎不能说明问题。這两个文献，都能提供一些信息。春秋时代的历史，你可以看《左傳》《国语》《史记》，《史记》是后来的。现在还可以看看《系年》，這些文獻都會有一些差别，不是因为《系年》是出土文献就一定正確。要綜合判斷各類文獻的合理性，也需要其他旁证。有些问题，可能永远没有铁证。
陈力：《系年》《纪年》，都是一种文献史料，不等於歷史本身。夏老師的工作，主要是梳理文獻本身的問題。文獻是第一步，歷史是第二步。
學生丁：夏老師您好，你昨天講座提到了陝西眉縣出土了什么青铜器？
夏含夷：2003年在陝西眉县出土的「逨盘」，大約有270字的铭文。同時還有42年鼎、43年鼎兩件青銅器。上面都有年代记载，和宣王前827年有矛盾，從而推翻了断代工程的結論，斷代工程有很大问题。
逨盤，2003
學生戊：夏老師您好，您剛才提到做筆記，那麼除了做筆記以外，怎么学习年代学？
夏含夷：年代学是历史学的基础，年代搞错了，很多先后問題就没法确定。一些不太会看书的人，似乎對年代學有一個誤解，他們認為年代會有一個绝对的、肯定的答案，但實際上年代學不是2+2的问题，（有些時候沒法得到一個確切的年代）。司马迁把魏国的年代搞错了，孟子见梁惠王的时间搞错了至少15年。15年是什麼概念呢？15年前，中國開了奧運會，而這15年間如果沒有諱諱諱，差别會非常大。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文獻在流傳的過程中，應當關注文獻的抄手。司马迁《史记》130篇，褚少孙補了多少篇，但是我們不知道司马迁本人抄了多少。他是太史，有助手，那些抄手會把自己的文字、看法抄进去。抄手也是初步的著书者，用哪个字、不用哪个字，都會帶來文獻的變化。2002年在台湾史语所，陳劍（大陆文字学学者）對我說，夏教授，你說的這個問題是西方語文的問題，我們不會碰到。現在二十年過去了，你看中國的古文字研究，都在提这个问题。清华简出来以后，很多人都遇到了这个问题。不同抄手有不同的抄寫习惯，這會反應在出土文獻本身，以及和傳世文獻的對比上。
學生己：和《左傳》《史記》這類史書對比，《竹书纪年》如何克服跨国别的問題？
夏含夷：不能和《史记》《左传》对比，可以和《春秋》對比。《史記》中有「太史公曰」表明司馬遷的立場，《竹書紀年》中有没有表達作者的立場？不一定没有。表面上似乎是没有的，比较客观的，但也有一些地方，作者委婉的表达了本国立场。現在，一般历史学家不看《春秋》，直接看《左传》。如果不看《左传》，直接看《春秋》，你也可以看出很多作者的立場。去年一本英文新書，写《春秋》的，寫的很好，作者就是只讀《春秋》，不看《左傳》，從而發現一些有意思的問題。
蔣瑞：夏老師您好，您在剛才的講座中提到，鑒於戰國時期燕王噲禪讓導致燕國大亂的歷史先例，以及西晉建國不久、太子司馬衷智力低下的現實，荀勗有維護皇權、反對儒家禪讓學說的動機，因此在呈給晉武帝的「內部參考本」時，有可能修改了墓本《紀年》的部分表述，比如將「文王殺季歷」改為「文丁殺季歷」。您進而推測，墓本的「文王殺季歷」也未必是信史，可能是戰國時代史家反對儒家「禪讓學說」的一種虛構。但是是否存在相反的可能：墓本《紀年》「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更接近歷史真實，而儒家到了戰國時代，不滿於當時諸侯混戰的局面，想要重構政治合法性，所以編造出一整套的「禪讓學說」，將上古史事和部族領袖，作泛道德化的解讀，這也與荀勗維護皇權的動機相一致，是否存在這種可能？因為我們知道的兩個基本事實，第一是孔子沒有講過「禪讓」，「禪讓學說」是到戰國中期孟子等人才開始大講特講的，第二，儒家是早期中國壟斷性的文獻整理者，相當於早了三五百年的劉向歆父子，儒家根據自己的理解，對歷史進行了解釋，因為儒家是唯一的文獻傳承者，所以儒家典籍幾乎塑造了後世所有的歷史記憶，是否存在這種可能性？
夏含夷：這是完全有可能的。我們現在沒辦法在兩種可能性之間進行推測，但你說得這种情況，是完全可能的。歷史的實際情況是什麼樣的，我們現在不知道，也許「明天」，某個地方又有出土文獻，會告訴我們更多的信息。但必須要到「明天」了。我的看法，也是在現有基礎上的一種假設、一種推測。
老師A提問：夏老師您好，《竹書紀年》裡面有「益干啓位」等記載，跟主流儒家的記載是不一樣的，清華簡即將推出的一篇《兩中》，上博簡的《容成氏》，也都講到「禪讓」的問題。蒙文通先生曾經提出過上古史曾經有「三系」的說法，《竹書紀年》是三晉系統，儒家是齊魯系統，這種多系記載的古史，都不盡相同，戰國時期開始整合。您怎麼看待這種現象？
夏含夷：古史記載有不同系統，這種看法很有道理。我要說的是，不一定出土文獻就更可靠，或是傳世文獻就不可靠。我的看法是，古史記載可能不止三個系統，這是很自然的。西漢時代，劉向、劉歆整理文獻，他們將矛盾的地方去掉了，他們本人傾向於支持正統的儒家學說。他們整理文獻，去取刪削，抄成新的文獻，原始文獻就散失了。《禮記》中的《緇衣》篇，是漢代整理者根據原始文獻，按照自己的理解，編輯整理，然後定型，成為我們今天看到的樣子。如果沒有出土文獻，我們可能想不到《禮記》中的《緇衣》會有問題。
老師B提問：夏老師您好，第一個問題，今本《竹書紀年》，您認為最有價值的是哪些？第二個問題，荀勗、和嶠二次整理時，保存了哪些不一樣的內容，比如「文丁殺季歷」之類的？
夏含夷：第一個問題，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我的看法，今本《紀年》最重要的，還是武王15-17年三年錯簡的價值最大。因為這證明了武王在其紀年的14年就死了。這個問題每個人看法不同，很正常。
第二個問題，荀勗和和嶠是一個團隊。荀勗改了什麼？荀勗編定的正式本可能保留了「文王殺季歷」的內容，但是給晉武帝看的「內參本」可能改成了「文丁殺季歷」。原因我剛才講座中提到了，汲冢書整理是在280年左右，離晉武帝司馬炎建國（266年）只有15年，實際上政治形式還不穩定，杜預前一年還在平叛。西晉內部，晉武帝兒子司馬衷腦子不太正常，西晉內部形成了支持司馬衷當太子的一派，和反對司馬衷黨太子的另一派。荀勗接受晉武帝的指令，是站在支持司馬衷的這一派。在這些背景下，「文王殺季歷」過於刺眼，這個故事似乎說明可以以下犯上、皇位可以奪來奪去。因此荀勗有動機將「文王殺季歷」改為「文丁殺季歷」。「文丁」是殷商倒數第三個國君，這樣改，至少在道義上比「文王殺季歷」更容易讓人接受。我認為荀勗呈給晉武帝的版本很可能做了這種改動，但他仍有一個沒有改動的正式編本。為什麼呢？因為酈道元在《水經注》中引用了晉國君主年代，唐代的劉知幾在《史通》中也引用過。而今本《竹書紀年》，都是周王紀年。但今本《紀年》在內容上，與《水經註》引用的《紀年》是同一個系統。其次，前兩天有同學提到，荀勗《中經簿》將《紀年》編在了「丁部」（相當於「集部」），也就是不正式的參考資料。所以我認為當時大概會有三個編本。荀勗的正式本，呈給晉武帝的「內參本」，以及束皙的整理本。《水經注》《史記索隱》，引用的《紀年》都是晉侯、魏侯紀年，而干寶引用了周王紀年，他肯定是見到了某種編本。
【蔣瑞案，《隨書·經籍志》載，荀勗《中經簿》將「汲冢書」歸入「丁部」，這裡的「汲冢書」應當指的是汲冢出土文獻中《瑣語》《穆天子傳》當時人認為是「小說家」內容的部分。汲冢出土的《周易》《竹書紀年》，顯然不會歸入丁部。夏含夷老師提出的「三編本說」，自有其道理。但是，如果荀勗真的要維護皇權或是反對儒家的「禪讓學說」，有意識的將「文王殺季歷」改為「文丁殺季歷」，他有什麼動機要保留一個「正式本」保留原樣呢？留給後人證據，某一天可以證明自己曾經有意識做了篡改？這對荀勗本人的名聲和維護皇權的目的，都會造成傷害，因此不太可能。荀勗會不會出於保護文獻的目的，留存一個「正式本」保留原樣留給後世？我認為也不太可能。「保護文獻」「保留真實文獻」，很可能是今天人的觀念，未必適用於一千七百多年前的西晉時期。至少戰國時期人的觀念，似乎不怎麼把「歷史的真實性」當一回事，《莊子》《韓非子》等書，把各種離奇荒誕的小故事套在孔子頭上，不僅如此，當時的人也沒有今天「著作權」的觀念，不怎麼把「文獻的真實性」當一回事，郭店簡《老子》和傳世本《老子》的文本就有很大的不同。這些事情說明，古代人「真實性」的態度可能和今天人很不一樣。因此，荀勗似乎不太可能從「保護文獻」的角度，給後人專門留一個沒有改動的原始本。夏老師成功的論證了《竹書紀年》在當時有兩個或兩個以上不同的編本存在，這是很大的成就。但是當時為什麼會存在不同的編本？當前的假說並不能讓人完全信服。】
馬登瑞：夏老師您好，我的問題是，孔子和子夏有沒有見到過《紀年》，如果子夏見到過《紀年》，對其在西河搞了很多年的教育，有沒有影響？（這個問題似乎夏老師並沒有理解。）
夏含夷：《左傳》和《紀年》應該沒有關係。
川大學生：夏老師好，中國上古史當中，似乎神人不分，有很多神話成份，但是我們看《紀年》，似乎又並沒有妲己和紂王的故事。您怎麼看待民間傳說和歷史記載之間的張力？
夏含夷：我覺得可以區分「怪異」和「災異」。對於「怪異」的事情，古書上的記載到處都有。《左傳》《漢書·五行志》都記載了很多「怪異」的事情。今天，在全世界最發达的國家，問問一般老百姓，身邊有沒有「怪異」的事情，應該有不少。《竹書紀年》也有個別的例子，宣王時代，有一個「男變女」的例子。不過，現在美國，也有很多男的變女的。（聽眾笑）
講座結束後陈力（國家圖書館原常務副館長）老師點評感謝夏含夷教授的精彩講座！三十多年前，我對今本《竹書紀年》也做過一些探索。對這個問題一直有關注。夏先生這次系列講座，深入文献、條分縷析、抽絲剝繭，最后得出結論，但实际上并没有确定的结论。
我觉得最大意义是方法論带来的启示：文獻的原始面貌，流傳中的變化，对文献的最后定型，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今天看到的中華文化經典，其原始文献，都在劉向整理文獻之前就已经产生，劉向的編輯整理，使他們得以定型、流傳。有些文獻本身，就是經劉向編輯後才產生傳世文本的，如《戰國策》《晏子春秋》《管子》《山海經》等。馬王堆的出土文獻，讓我們得以看到超出傳世文本的內容。我們才得以知曉，古代文獻的整理、流傳、傳抄、定型，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
而今本《竹書紀年》，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從文獻出土、整理、編定、流傳，再到被其他文獻引用從而產生再生文本的經典案例。這對於我們重新認識中國古代文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乾嘉以來的文獻學方法，通常是進行簡單的文本比對，夏老師踵武前賢，又超邁前代。不僅有版本的比較，更多關注了內容上的區別，比如梁惠成王前元、後元的不同，從而產生紀年的差異，又從內容的差異，探究背後的問題，使整個文獻學從平面化走向立體化。在坐的各位同學，有歷史專業，也有哲學專業，都面臨閱讀經典的問題，關注經典如何形成、如何變化。西方的《荷馬史詩》從口述流傳，到形成文本，蘇格拉底本人並沒有著作，他的思想如何通過柏拉圖的轉述從而流傳下來，經典的形成與變化，是西方古典学的核心問題。
對於中國人來講，這不僅是文獻學與經典形成的問題，很多文本直接影響了中國人的歷史觀，這是最大的意義所在。感謝夏含夷教授的精彩演講，謝謝！也希望夏老師能常來川大！
【蔣瑞案，從司馬遷對「共和」的誤解開始，晚清以「共和」對譯英文republic，直接影響了19世紀以來中國人的政治想象。共伯和大概做夢也不會想到，自己的名字在兩千七百年後和遙遠西方的一種政體形式發生了奇妙的關聯。作為「抄手」的司馬遷，對文本的誤讀與創造，無意之中形塑了中國人的政治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