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经出新义，卜辞见真章

——评夏含夷新书《<周易>的起源及早期演变》

蒋瑞

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教授的新书，《<周易>的起源及早期演变》（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Zhou Changes），中英文版在2022年几乎同步出版发行¹，对于关注《周易》研究的人来说，是一本不容错过的精彩之作。

传统的《周易》研究，或聚焦于“象数”，或钻研于“义理”，尤其是“义理”一途，各种著作更是洋洋大观、蔚为大宗。近代以来，由于殷墟甲骨的发现，风气为之一变。王国维道夫先路，率先利用甲骨文资料，考释出《山海经》《竹书纪年》中的王亥确有其人，乃系殷之先公。顾颉刚踵武其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古史辨》为基地，陆续刊载了其与同道的考证文章，提出《周易·大壮》《旅卦》的爻辞“丧羊于易” “丧牛于易”，为殷先公王亥的事迹。此后，“高宗伐鬼方”“帝乙归妹”“箕子之明夷”“康侯用锡马蕃庶”等史事相继被发觉出来。流风所及，利用语言学、语音学的进步，考证《周易》卦爻辞中的用韵情况，乃至《周易》经文的成书年代，成为学术“预流”的一种体现，风头一时无两。近五十年来，随着大量出土文献重见天日，我们得以一窥众多传世文献在战国中期到西汉初年的流传情况，各种既成观念、释义在不断被颠覆、重估、重新界定。李学勤先生曾说，这些资料乃是连司马迁都未曾见及的重要文献，诚非虚语。

夏含夷教授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汉学家，在甲骨文、金文、年代学、《周易》、《诗经》和《竹书纪年》等方面的研究，都有许多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夏教授的《周易》研究，得力于他在甲骨文方面的精深造诣，和传世文献的细读功夫。《周易》本是一本卜筮之书，对甲骨问的卜辞结构、卜辞性质的探讨，势必推动对《周易》卦爻辞的深入理解。甲骨、金文之外，出土文献的大量涌现，也给重新审视传世文献的文本含义、成书演变，提供了宝贵的契机和文本。夏含夷教授这本书，上探甲骨文的卜辞性质，继之以战国时期出土文献解读，旁及《左传》中的占卜卦爻辞分析，资料丰富、体系庞大、论证精当，是近年来《周易》研究的一部力作。这本书涉及卜辞性质探讨、《周易》爻辞解读、出土文献的筮法拟测、《周易》的兴象与文学的关系，以及从占卜走向哲学等诸多问题，本文试图对“爻辞的文本解读”、“西周时行用的真实历法”、“《周易》经文的产生年代”、“《周易》的起源”这四个问题做出一些回应与评价。

一、

本书在夏含夷教授的博士论文《<周易>之编纂》²的基础上改写而成。不仅保留了博士文论的主要框架和核心结论，还利用新近出土的文献资料，对一部分卦爻辞给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无论是“旧解”还是“新见”，正如夏含夷教授在《自序》中所说，他无意在纯想象力的基础上，去“建造一座‘七宝楼台’”；同时他也认为，并非“所有的解读或翻译因此都可以等量齐观”，“《周易》原始文本既非不知所云，亦非原无达诂”³。大致可以认为，夏含夷教授无意依靠纯粹的想象力，建造义理系统的空中楼阁，也并非是调和的相对论者，认为各种解释都彼此平等，无所谓高下。他实质上更倾向于认为，文本在具体的语境下，是有所谓的更贴近原意的释义。

基于上述视角，夏含夷教授在书中给出了两个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对读的精彩示例。

第一例是《周易》中的《蒙卦》。传世本《蒙卦》的爻辞是：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

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六四，困蒙，吝。

六五，童蒙，吉。

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通常认为，这里的“蒙”是“蒙昧”“幼稚”的意思。但是上博简本《周易》，此处却有重要的异文。简本《周易》中的“蒙”写作“尨”。陆德明《经典释文》在好几个地方给出了“尨”字的注音，比如《召南·野有死麕》“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尨，美邦反，狗也”，在《左传·僖公五年》“三年将寻师焉，焉用慎，退而赋曰：狐裘尨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给出“尨，莫江反。又音蒙”的注释⁴。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的注释⁵，采纳了《左传·僖公五年》的音义，其实《野有死麕》的写作年代应不晚于春秋中期，比《左传》的写作年代，离爻辞的创作时间更近。但无论如何，“尨”、“蒙”两字，上古读音都属东部明母字，语音极为相近，相通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在“蒙卦”的爻辞里，谁是本字？谁是借字？通常来说，传世文献的注疏根深叶茂，源远流长，对人们的心理和经验层面，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认为“蒙”是本字，“尨”是借字是更一般的看法。但是夏含夷教授指出，大野裕司的看法就恰恰相反，他认为“尨”是本字而“蒙”是借字。

因为，从爻辞的文本出发，“困蒙”“击蒙”，理解为“困尨”“击尨”会更为合理。传统解释认为，“困蒙”是“愚昧无知之人处困窘之境”，“击蒙”是“攻击愚昧无知之人”⁶。而“困尨”“击尨”则是“锁住”“攻击”长毛狗，文义更为合理。除此之外，六五爻辞“童蒙”，上博简本作“僮尨”，也可能指向“小狗”一类的意思。这真是让人眼前一亮的解释。

第二例是《周易》中的《井卦》。传世本《井卦》的爻辞为：

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

九二，井谷射鲋，瓮敝漏。

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

六四，井甃，无咎。

九五，井冽寒泉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上博简本《周易》的44、45、46这三简，基本上将《井卦》的爻辞完整的保存了下来。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简本卦名作《汬》。夏含夷教授引用《彖传》“巽乎水上而上水，井”，来证明《井卦》，上卦为坎卦☵，下卦为巽卦☴，这种解释正是基于“汬”字。并且引述了王念孙、王引之《经义述闻》中的看法：

井当读为阱，阱字以井为声，故阱通作井，与井泥不食之井不同。井泥不食一义也，旧阱无禽又一义也，阱与井相似，故因井而类言之耳。

夏含夷教授指出，王氏父子堪称卓识，唯所引《说文》不全。《说文》“阱”字条除了如二王父子所言读“井”为“阱”之外，还收录了“汬”，言“古文阱从水”。这些都是非常精到的看法。夏含夷教授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认为九二爻辞中的“井谷射鲋”的“井”字，可能也同样应当是“阱”字。他对此的解释，是从确定“鲋”字的含义开始的。“鲋”在《汉语大词典》中有两个义项，一为“虾蟆”，一为“鲫鱼”。据说最古老的《子夏易传》明确说“鲋”是“虾蟆”，而后世的文学家已经将“井谷射鲋”描绘成某种荒诞的事情。

而上博简这句爻辞作：汬浴矤。 夏含夷教授认为，字此前未见，从“豕”似乎表明，上博简抄手脑海中“汬”中之物是某种动物，而非鱼类（除非说“豕”字完全不起表意作用）。这与“汬”非水井，乃捕兽之陷阱的理解若合符节。这个看法相当有道理。这并不是说上博简就一定代表了更接近文本原意的释义，而是至少不应当忽视和特定文本建立横向联系的释义是一种值得探讨的可能性。在我们凭目前证据无法确定文本原始含义、或者原始文本含义本就歧义而多变的情况下，对文本的释义应当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这些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对读后的“新见”，就像一个楔子，在牢不可破的注疏传统的释义上，凿开一个洞，露出一束光，或许可以照亮我们之前忽视的地方。

夏含夷教授在书中没有详细说明文本释义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他只是说，“（在以上的）讨论中，可以得出什么样的解经原则呢？我认为，《周易》的基本哲学思想在于‘变异’，《周易》文本中的用语似乎也是如此。同一字在一卦的不同爻往往可以读作不同的词，这些词有同源关系，创作卦爻辞的筮者似乎颇为欣赏这种一字多义的做法。”对此，我想略作申述。

我认为，文本释义至少有三条原则可以参考：

1、最少添加额外解释的释义，是更为贴近文本原意的释义。——这类似于“奥卡姆剃刀原则”，如非必要，勿增实体；

2、矛盾最少、最自洽，能解释更多疑难文本的释义，是更好的释义；

3、最能符合文本语境（context）的横向释义，相对于基于时间序列的、纵向的注疏传统的释义，往往更具有语境中的合理性。

虽然如夏含夷教授所说，“同一字在一卦的不同爻往往可以读作不同的词”，这在部分爻辞中确实是事实。但我们似乎也看到另一种同时存在的倾向：爻辞内部存在某种内在的结构和联系。夏含夷教授对《乾卦》爻辞的创造性解读，其实就暗含了对爻辞内部联系的认可。其实不仅如《乾卦》爻辞如此，《丰卦》爻辞中的“日中”、“斗”、“沬”，《旅卦》爻辞中的“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也是如此，他们都具有某种内在的结构和联系。反观割裂这种联系的解读，似乎就显得不那么恰当。李镜池认为，虽然王亥为殷先公，可能确有其人，但“丧牛于易”不必然是王亥的事迹，而有可能是周族人与简狄的故事⁷。他引用王国维的考证，“古狄易二字通，有逖即有易”，这么推测未尝不可，但实际上割裂了整句爻辞的内部联系：“鸟”的形象与商族人、与王亥，其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丧牛于易”的故事归之于王亥似乎更为妥帖。

如果说上述“新见”是夏含夷教授近年来的看法，还不广为人知，那么他博士论文中的“旧解”，以及随后的各类论文和专著，早已为学术界所熟知。譬如夏含夷教授对甲骨文“思”字的创造性解读，认为其并非发语词，而是具有某种“祝祷性质”的副词，对于深入理解甲骨文卜辞的“祈愿”性质，助力甚多。基于对“思”字的释读，以及对卜辞祝祷性质的判断，夏含夷教授对《乾卦》卦辞“元亨利贞”的“四德”，作出了迥异于传统的解释，而用二十八星宿的“东方苍龙”在天区从地平在线显现到隐入的过程，来解释《乾卦》爻辞中的“潜龙勿用”、“见龙在田”、“或跃在渊”、“飞龙在天”、“亢龙有悔”、“见群龙无首”，极富想象力和创造力，真可谓是神来之笔，让人击节赞叹。譬如公认作于西周时期的《豳风·七月》，上古先民对于天象的熟悉和重视，远非今日可以想象。《尚书·尧典》中的“日中星鸟”，《丰卦》爻辞中的“日中见斗、日中见沬”，《小雅·大东》“维南有箕”、“维北有斗”，《小雅·十月之交》中的“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之类，皆是旁证。至此，《乾卦》爻辞中“龙”的原初含义，才真正大白于天下。

在中国古代，“事”与“道”是合二为一的，“尧舜禅让”这样的故事，既被当作“历史事实”，也代表了“世间真理”。近代以来，由于人类理性的进展和学科的进步，“道”的“事实”基础，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不仅中国的经学传统如此，西方的基督教亦然。正如历史不会消解哲学一样，《乾卦》卦爻辞的卜辞性质探究和天文学解释，并不会消解传统义理中的“四德说”和“自强不息”的象征意义。在价值多元、众声喧哗的今天，对于像《周易》这样一部争议如此巨大、共识很难达成的经典，或许我们应该化用耶稣当年对罗马人的说法：让历史的归历史，哲学的归哲学。

二、

上面的文字，大体上代表了我对夏含夷教授新书的主要看法。这是一本“旧解”与“新见”交相辉映，体大思精、论证扎实的诚意之作。下面要谈谈我认为本书的不足之处，也算是一些小小的商榷意见。

第一，书中对西周时期的行用历法，解释似乎有误⁸，下面分条论述。

其一，夏含夷教授认为，《坤卦》上六爻的爻辞“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跟“十月”有关，这是他随后认为《乾》《坤》二卦大约涵盖了一整年时间的关键支持性论证，因此非常值得重视。他写到：

只需要知道《说文解字》引用了《坤》上六，且显然认为此爻与北方有关，故此爻亦与十月有关（在古代中国的世界观中，空间和时间是密切关联的）。

他进而引用了《说文解字注》中的一段话：

壬，位北方也。阴极阳生，故《易》曰：“龙战于野”。战者，接也。象人褢妊之形。承亥壬以子，生之叙也。

我认为，夏含夷教授对“十月”的强调，似乎是对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的这段话有所误解。在古代中国，浑天仪和天球仪上都装有地平环，通常用四维（乾、坤、艮、巽）、八天干（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十二地支代表二十四个方位⁹：

“子”代表正北，而“午”代表正南，“壬”因为紧接着“子”位，所以段玉裁说“壬，位北方也”。明乎此，就不难理解最后一句话，“承亥壬以子，生之叙也”，这是因为“亥”位和“壬”位紧邻着“子”位，方位有时而穷，万物周而复始，“子”象征着新的循环、新的开始，这样才可以明白“壬”“子”之间“阴极阳生”、“象人褢妊之形”的象征意义。在古代，“子”不仅代表着北方，“子”也代表着时刻。“子时”是一天开始的时刻，“子月”是一年月序开始的月份，时间上作为开始的标志，和方位上代表北方的象征，在段玉裁这里融为一体。准此，段玉裁这段话引用《坤卦》上六爻辞的确切含义就相当明显了。他是要说明“龙战于野”有“交接”的含义，正如“壬”、“子”之间的阴阳交接一样，这里跟“十月”是没什么关系的。如果认为“壬”对应了天干的顺序，“壬”是第九位，也并非第十位，很难指向“十月”。并且，如果这样理解，“承亥壬以子”就很难有完满的解释。不过段玉裁这里用“龙战于野”来象征阴阳交接，却与夏含夷教授论证“东方苍龙”与“鳖”会合于地平线之下，有异曲同工之妙。唯一欠妥的是，“北方”和“十月”似乎很难产生直接的关联。

其二，夏含夷教授写到：

在第十个月（大约相当于公历十一月），鳖和苍龙在西方地平线之下交合，地下之渊本就隐秘，正是适合交欢之处。

如上文所言，上爻似指农历十月，中国北方收获季节的尾声。

“鳖”是从属于北方玄武七宿中斗宿的一组恒星，中国古代天文学取其象形，名之为“鳖”，以现代天文学看，“鳖”大体上相当于“南冕座”（Corona Australis）。“鳖”与“苍龙”在西方地平线下交合，是指东方“苍龙”七宿和“鳖”先后隐没于西方地平线之下。这里的第一个问题是，“鳖”和“苍龙”在西方地平线之下交合，到底是农历几月份？从上述夏含夷教授的表述看，他认为是农历十月，即公历十一月。中国古代的农历，实际上用的是夏历，因此实际上夏含夷教授认为的是夏历十月暨公历十一月，“鳖”与“苍龙”在西方地平线下交合，但此说不确。

证之现代天文学，“南冕座”大约在公历6月30日午夜时分达到“中天”位置¹⁰，随后每天大约西进1°，在公历9月30日，即从“中天”位置西落大约90°，从而隐入地平线下。而东方“苍龙”七宿，根据星象位置，只会略早于这个时间点，隐入西方地平线下。也就是说，“鳖”与“苍龙”在西方地平线下的交合，至迟不会超过公历九月底。而夏含夷教授认为的夏历十月，则是公历十一月，此时“鳖”已隐入地平线一月有余，“苍龙”就更不用说了。

揆诸中国古籍，也可证之不误。《说文解字》“龙”字：

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

许慎已经在用东方七宿的“苍龙”来解释“龙”字了，因此才会有“登天”和“潜渊”之说，夏含夷教授也注意到了这点。这实际上是说，“春分”时东方“苍龙”开始从东方地平在线出现，而“秋分”时隐没于西方地平线。现代的“春分”在公历3月22日左右，“秋分”在公历9月23日左右。这和上述“南冕座”隐入西方地平线下的时间点公历9月底是大体吻合而略早的——“苍龙”在“鳖”之前隐没于西方地平线。

这里的第二个问题，夏含夷教授说“上爻似指农历十月，中国北方收获季节的尾声”。这个说法不仅跟西周时期真实行用的历法有出入，也有违于北方中国黄河流域的实际情况。

按照张汝舟、张闻玉先生的考证，《诗经·豳风·七月》的用历是殷历，而非夏历（这个说法来自郑玄，流传甚广，影响巨大）。不仅如此，他们进一步考证，西周一代至春秋早期，行用的都是殷历¹¹。他们的主要证据是，“中、流、伏、内”乃是古代中国记录恒星位置的特定方位词，如“日中星鸟”（《尚书·尧典》）、“七月流火”（《七月》）、“三月参则伏”（《夏小正》）、“九月内火”（《夏小正》），都代表了星宿的具体方位。古代中国将一周天分为365又1/4度（以二十八宿为坐标），二十八宿每天西移一度，每月向西移约30度。职是，“中、流、伏、内”分别代表了中天、偏西30度、偏西60度、偏西90度即隐入地平线这几个特定方位。“流”不是泛泛而言“向西边落下”，“七月流火”的准确含义，即大火星在位于中天偏西30度的位置。证之当时的实际天象，大火星位于中天偏西30度时，正是殷历七月。

黄河流域的北方中国，农历十月，即是公历十一月，这个时候已经是初冬了，收获季节的尾声在大约一个月前就结束了。而如果十月指的是殷历十月（夏历九月），即公历十月，谓其收获季节的尾声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正如我们上面已经指出的，无论是段玉裁“壬”字的解释，或是《坤卦》上六的爻辞“龙战于野”，都没有明确指向十月，所以，夏含夷教授这里的阐释，不仅历法上略有出入，本质上也没有必要。

其三，夏含夷教授认为，“一些涉及星象四时的古文献如《吕氏春秋》、《淮南子》都提到九月霜降，《诗经·豳风·七月》也有类似的说法”：

九月肃霜，十月涤场。

我们姑且先置《吕氏春秋》《淮南子》不论，《七月》这两句诗，理解为“霜降”估计是有问题的。王国维认为，此处的“霜”通“爽”，“九月肃霜”实际上是九月秋高气爽的意思¹²。即便我们不看王国维的考证，从《七月》一诗的内证看，也会发现矛盾：

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

如果如前文所说，九月就有了“霜降”，而此时才开始“筑场圃”，准备收获庄稼，霜降之后的庄稼，经历一个月，在十月才开始“纳禾稼”，是不是显得太晚了点？这也从侧面证明，《七月》一诗确实行用的是殷历。“九月筑场圃”，殷历九月就是现在的公历九月，“筑场圃”是切合农时的，“十月纳禾稼”，殷历（公历）十月收获庄稼，符合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因此，在尚未收获庄稼的殷历（公历）九月，发生“霜降”的概率其实是很低的——通常来说，公历八月中下旬才过完三伏，九月、十月还有所谓的“秋老虎”，基本上还是大热天。《七月》作为农事诗，记录的农事应当是当时的常规物候和农事时间，而不太可能记录还是大热天九月发生的偶然霜降。如果认为《七月》用的是夏历，那么“九月”即是公历十月，发生“霜降”倒是有可能，不过如此的话，“十月涤场”就是公历十一月涤场，又显得有点太晚了而不符合实际。

其四，夏含夷教授写到：

在讨论《乾》卦时，我提出该卦爻辞描写的是苍龙诸宿的季节性行进，大约始自十一月，彼时苍龙位于东方地平线下，约止于八月，彼时苍龙再度潜入西方地平线之下，跨度几乎为一整年，却好像忽视了重要的秋季九、十两月。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坤》卦正可补《乾》卦之缺，涵盖了霜降之九月以及天象上龙龟交合的十月。

平心而论，我认为夏含夷教授对《乾》卦卦辞“元亨利贞”的创造性解读，以及用“东方苍龙”来阐释爻辞，已经非常精彩。既有历史家的严谨，也有文学家的想象，并且能发前人所未发。但是此处夏含夷教授看法似有不妥。二十八星宿分为“东方苍龙”、“北方玄武”、“西方白虎”和“南方朱雀”，大体上而言是平分天区。任何一方的七宿，在天区显现的时间，和隐入地平线下的时间，大体上应该是相等的，都是六个月左右。夏含夷教授前面认为段玉裁“壬”字的解释指向“十月”，进而认为《坤》卦可以补齐“九月”、“十月”，这样《乾》《坤》二卦就可以形成完整的一年，这种解释略嫌穿凿，似乎不能成立。正如前文所说，“东方苍龙”七宿“春分而登天”是公历三月份，如果如夏含夷教授所说“大致始自十一月”（即公历十二月），这中间还隔了三个月，这三个月“苍龙”在干什么呢？而且，“约止于八月”，即“苍龙”隐入地平线是公历九月，这毫无疑问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如夏含夷教授所说，“龙战于野”是十月（公历十一月），那中间的九月（公历十月）“苍龙”又在干什么呢？用《坤卦》去弥合《乾卦》，以形成完整的十二个月，不仅不可能，也实无必要。

第二，是一个老生常谈却又相当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周易》本经的成书时间问题。夏含夷教授在本书中，大体上维持了其博士论文中的结论，甚至更为保守：博士论文中，夏教授认为，《周易》写成（written）的时间不太可能早于公元前800年左右，而综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周易》最可能纂成于（composition date）公元前820-前800年之间¹³。在本节结束时，夏含夷教授进一步说到，“若要就《周易》的时代问题给出一个初步结论，公元前800年这个时间点只能大致定为文本形成的时代区间，文本的最终编定（如果可以讨论的话）很可能比这个时间要晚一到两个世纪”。其结论比博士论文时期更为保守。

夏教授在本节讨论《周易》的成书时代，大致梳理了前人的学术路径和研究成果，并指出自己的研究，大体上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是沿着陆侃如、李镜池等人从语言学、音韵学角度，对《周易》文本和《诗经》文本进行比较和研究，以期在用韵的演进方面给出《周易》文本的大致写定时间；第二是采取陈梦家的路径，多利用金文数据，为《周易》文本建立可靠的时间坐标；第三是考察文本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思想，让“文本”与“时代”建立某种可以框定其历史时期的横向联系。

我想首先说明的是，上述第三种路径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时代”是复杂的，也是多面的，认为某种“思想”只能产生于某种“时代”，其证据力度偏弱，这种路径的结论只能是参考性的，而非决定性的。甚至是在前两种路径的数据付诸阙如时，权宜之计下的一种考虑。比如今日之美国，总体发展势头不错，但当代美国就没有“厌世思想”吗？“厌世思想”一定出现在天下大乱的（宣王后期）时期吗？这种方法论的本质是一种机械的反映论，但“思想”和“时代”的关系，往往复杂而多变，很难说某种“思想”就应当产生于某个“时代”。前贤在这方面有过不少教训，当年讨论《老子》的成书时代问题，梁启超、钱穆等人，均认为《老子》的思想是战国时代才能有的产物，马王堆帛书和郭店楚简的问世，这种说法就不能成立了。

我这里讨论的，主要是夏含夷教授上述第一种学术路径的论证，并结合第二种路径，给出一个我认为更为合理的结论。

夏含夷教授的论证逻辑是，他接受了陆侃如、李镜池等人的论证框架：先秦早期文献是沿着从无韵到有韵、从少量用韵到成熟用韵这样一条路径在演化。《诗经》因其文本的可靠性、丰富性，以及横跨四五百年的时间长度，是当时语言记录的活化石，成为主要的参考坐标。在此基础上，将《周易》的用韵情况与《诗经》作对比，大致可以框定《周易》经文的形成时间。

夏含夷教授在其博士论文中引入了对《周易》爻辞用韵的量化分析，并在本书中概括了统计结论：

1. 《周易》386条爻辞中，118条有韵，所占比例达30%，近三分之一；

2. 如果将行内韵（intra-line rhymes）考虑进去，这一比例将提升到46%；

3. 其中142条爻辞出现了至少一句四字句，而四字句正是《诗经》最典型的句式。

我这里想提供一个《周颂》的用韵统计分析。夏含夷教授提到李镜池《周易筮辞续考》，李镜池认为，《周颂》是周初作品，约作于武王至昭王的百余年间。我们就看看《诗经》中成书最早的《周颂》的用韵情况。

我以清人江有诰和近人王力先生的《诗经》用韵研究为主要依据，将相关数据统计列示如下。

江、王两人都认为有韵的诗篇，一共22首，分别是（括号内第一个数字表明该诗篇的行数，第二个数字表明有韵的行数）：

1、维天之命；（8，4） 2、维清；（5，4） 3、烈文；（13，10）

4、天作；（7，3） 5、我将；（10，5） 6、执竞；（14，12）

7、思文；（8，4） 8、振鹭；（8，6） 9、丰年；（7，6）

10、有瞽；（13，11） 11、潜（6，6） 12、雝；（16，16）

13、载见；（14，12） 14、有客；（12，7） 15、闵予小子；（11，8）

16、访落；（12，7） 17、敬之；（12，10） 18、小毖；（7，4）

19、载芟；（31，25） 20、良耜；（23，18） 21、丝衣；（9，8）

22、赉（6，4）

江、王两人至少有一人认为有韵的诗篇，一共3首，分别是：

1、时迈（江有诰）（15，4） 2、臣工（王力）（15，2）

3、桓（江有诰）（9，2）

江、王两人都认为无韵的诗篇，一共6首，分别是：

1、清庙；（8） 2、昊天有成命；（7） 3、噫嘻；（8）

4、武；（7） 5、酌；（8） 6、般。（7）

《周颂》共计31首，如果按照篇目统计，江有诰、王力都认为有韵的共计22首，至少有一人认为该篇有韵的共计3首，两人都认为无韵的共计6首。如果仅计算两人共同认可有韵的诗篇，那么71.0%的诗篇有韵；如果将至少一人认为有韵的诗篇计算在内，那么80.6%的诗篇有韵。

考虑到有些诗篇有韵，可能只是其中一两句有韵，其他诗句可能无韵，因此，按照单句来统计，可能更为可取，并且和《周易》按照爻辞统计更有可比性。《周颂》31首共计336句，按照至少一人认为其中有韵的诗句统计，则有韵的诗句达到198句，占比58.9%。如果我们保守一些，将只有一人认为有韵的诗句排除在外，也就是有190句诗句两人认为都有韵，那么有韵诗句占比为56.5%。也就是被认为创作年代最早的《周颂》，假设我们接受李镜池的说法，这些诗篇创作于武王至昭王的百余年间¹⁴，也有至少56.5%的诗句都是押韵的。这个比例比夏含夷教授给出的《周易》爻辞用韵30%的比例要高出一大截，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夏含夷教授认为，如果爻辞考虑行内韵的占比，用韵的爻辞将达到46%，但是我们如果回顾一下夏含夷教授博士论文的原文就会发现，他所谓的intra-line rhymes（中文译为“行内韵”），其实指的是爻辞中与卦名重复的程序化用语，他举的例子比如第19卦“临卦”，卦名为“临”，初九至上六爻辞中，分别出现了“咸临”“咸临”“甘临”“至临”“知临”“敦临”这六个与卦名相同的尾字。将61条此类爻辞统计进去，比例可以达到46%。但是这样的同字重复，在我看来似乎不能严格算作用韵。所以《周易》爻辞的用韵比例，统计为118条、占比30%是合适的，而不宜扩张到46%。而且，退一步讲，即便我们放松标准，46%也比56.5%或者58.9%要低不少。

而按照夏含夷教授或是陆侃如等人给出的用韵演进规律，越晚的用韵越多、用韵越纯熟，那么很难得出用韵只有30%的《周易》爻辞，创作时间会比用韵高达56%的《周颂》更晚的结论。这倒是一个相反的，证明《周易》经文很可能早于《周颂》，或至少不晚于《周颂》的语言学证据。需要指出的是，江有诰和王力对上古音的研究，似乎主要体现在韵部划分不同，江有诰分为21部，王力分为29部，并没有太大原则上的差别。我没有学力评判江有诰、王力等人的学术成果是否正确，我只是利用了他们的现有成果。作为公认的语言学、语音学大家，最坏的假设是，他们错的不至于太离谱，因而他们的成果是可以参考使用的。

其次，如果将青铜铭文的用韵情况考虑进去，进行对比分析，也是可取的一种方法。罗江文对已经着录的8000多条青铜铭文，进行了穷尽性的搜集和梳理，整理出了一共317条含韵的金文，并与《诗经》用韵进行了对比，得出金文用韵与《诗经》大体相似，以及《雅颂》合韵比《国风》多，而金文合韵又比《雅颂》多的的结论¹⁵。下表《国风》《雅颂》部分的统计数据直接引自罗江文，《周易》经文的统计由笔者完成。

《诗经》、金文、《周易》阴声韵比较

		《国风》		《雅》《颂》		金文		《周易》经文
		次数	百分比	次数	百分比	次数	百分比	次数	百分比
之	独用	175	97.8%	354	91.5%	103	45.2%	11	40.7%
	通合	4	2.2%	33	8.5%	125	54.8%	16	59.3%
幽	独用	147	94.8%	202	91.0%	335	79.4%	11	61.1%
	通合	8	5.2%	20	9.0%	87	20.6%	7	38.9%
宵	独用	66	85.7%	60	87.9%	0	0	3	100%
	通合	11	14.3%	16	21.1%	2	100%	0	0
侯	独用	27	96.4%	52	86.7%	3	42.8%	5	83.3%
	通合	1	3.6%	8	13.3%	4	57.1%	1	16.7%
鱼	独用	242	96.4%	361	96%	89	64.5%	20	80.0%
	通合	9	3.6%	15	4.0%	49	35.5%	5	20.0%
支	独用	8	88.9%	15	83.3%	0	0	0	0
	通合	1	11.1%	3	16.7%	3	100%	0	0
脂	独用	48	70.6%	88	76.5%	8	27.6%	6	54.6%
	通合	20	29.4%	27	23.5%	21	72.4%	5	45.4%
微	独用	95	88.0%	68	70.8%	3	25%	1	33.3%
	通合	13	12.0%	28	29.2%	9	75.0%	2	66.7%
歌	独用	81	97.6%	104	98.1%	2	50.0%	5	83.3%
	通合	2	2.4%	2	1.9%	2	50.0%	1	16.7%

《诗经》、金文、《周易》阳声韵比较

		《国风》		《雅》《颂》		金文		《周易》经文
		次数	百分比	次数	百分比	次数	百分比	次数	百分比
蒸	独用	13	92.9%	69	95.8%	2	13.3%	2	100%
	通合	1	7.1%	3	4.2%	13	86.7%	0	0
冬	独用	21	87.5%	19	67.9%	0	0	1	100%
	通合	3	12.5%	9	32.1%	26	100%	0	0
东	独用	54	98.2%	91	94.8%	36	30.5%	1	100%
	通合	1	1.8%	5	5.2%	82	69.5%	0	0
阳	独用	212	100%	397	98.3%	193	59.6%	10	100%
	通合	0	0	7	1.7%	131	40.4%	0	0
耕	独用	36	97.3%	136	96.5%	45	34.9%	1	50.0%
	通合	1	2.7%	5	3.5%	84	65.1%	1	50.0%
真	独用	88	100%	136	91.9%	30	42.3%	2	40.0%
	通合	0	0	12	8.1%	41	57.7%	3	60.0%
文	独用	44	95.7%	40	87%	3	8.6%	0	0
	通合	2	4.3%	6	13%	32	91.4%	4	100%
元	独用	138	97.9%	132	97.1%	16	76.2%	6	75.0%
	通合	3	2.1%	4	2.9%	5	23.8%	2	25.0%
侵	独用	31	88.6%	57	86.4%	0	0	0	0
	通合	4	11.4%	9	13.6%	27	100%	0	0
谈	独用	5	100%	18	85.7%	0	0	1	100%
	通合	0	0	3	14.3%	0	0	0	0

《诗经》、金文、《周易》入声韵比较

		《国风》		《雅》《颂》		金文		《周易》经文
		次数	百分比	次数	百分比	次数	百分比	次数	百分比
职	独用	75	96.2%	199	86.1%	13	17.8%	2	22.2%
	通合	3	3.8%	32	13.9%	60	82.2%	7	77.8%
觉	独用	25	80.6%	24	80.0%	0	0	2	50.0%
	通合	6	19.4%	6	20.0%	0	0	2	50.0%
药	独用	21	75.0%	24	75.0%	0	0	0	0
	通合	7	25.0%	8	25.0%	0	0	0	0
屋	独用	30	93.8%	49	86.0%	2	40.0%	4	80.0%
	通合	2	6.2%	8	14.0%	3	60.0%	1	20.0%
铎	独用	33	82.5%	114	90.5%	12	40.0%	0	0
	通合	7	17.5%	12	9.5%	18	60.0%	0	0
锡	独用	16	88.9%	28	90.3%	3	33.3%	0	0
	通合	2	11.1%	3	9.7%	6	66.7%	0	0
质	独用	66	86.6%	52	80.0%	8	36.4%	7	50.0%
	通合	10	13.2%	13	20.0%	14	63.6%	7	50.0%
物	独用	8	53.3%	41	85.4%	3	16.7%	3	100%
	通合	7	46.7%	7	14.6%	15	83.3%	0	0
月	独用	79	98.8%	97	89.0%	11	73.3%	3	50.0%
	通合	1	1.2%	12	11.0%	4	26.7%	3	50.0%
缉	独用	11	100.0%	12	80.0%	0	0	0	0
	通合	0	0	3	20.0%	2	100.0%	0	0
叶	独用	6	100.0%	8	80.0%	0	0	0	0
	通合	0	0	2	20.0%	1	100%	0	0

《周易》爻辞押韵共计118条。有些爻辞含有一个韵部，如《乾卦》九二爻辞“见龙在田，利见大人”，“田”、“人”属于真部，有些爻辞则含有多个韵部，如《屯卦》六二爻辞“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邅、班”在元部，“寇、媾”在侯部，“字、字”在之部。这样118条爻辞都统计一遍，共有：八个阴声韵部（之、幽、鱼、脂、侯、宵、歌、微）计62句、八个阳声韵部（阳、元、真、蒸、冬、东、耕、谈）计24句、六个入声韵部（觉、职、质、屋、月、物）计21句，以及通韵、合韵（之职通韵、之鱼合韵、之幽合韵、歌元通韵、脂质通韵、脂觉合韵、鱼铎通韵、质月合韵、侯屋通韵、职缉合韵、职觉合韵、耕真合韵、真元合韵、真文合韵、微文通韵）计35句。也就是118条用韵的爻辞，共计有142句韵句。其中通韵、合韵占到24.7%。

通过统计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在《周易》经文爻辞的用韵当中，阴声韵中的之部、幽部、鱼部、微部、歌部，阳声韵中的耕部、真部、文部、元部，入声韵中的职部、觉部、质部、月部，通韵、合韵的比重，都有显著的下降。表明从西周初年到春秋，用韵逐渐规范、严格。尤其是之、幽、鱼、真、文、元、职、质、月这几部，最能说明问题。这几部中，除了鱼、职两部金文和《周易》经文通韵、合韵的比例比较接近而金文略高之外，其他几部都是《周易》经文通韵、合韵的比例更高，然后到金文、再到《雅》《颂》、再到《国风》，依次降低。因此，从通韵、合韵到严格用韵的演化情况看，《周易》经文的产生年代应当比整体金文的年代更早，最保守的估计也不会晚于金文的平均年代。不过，也有论者指出，分析金文的押韵情况要慎重从事，因为金文的程序化套语比较多，许多套语的重复出现，可能并没有反应金文中押韵的全貌。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不过，无论如何，当我们将《周易》经文、金文、《诗经》的用韵作整体比较的时候，仍能发现韵部分合演化的一般规律，而这些文本用韵的事实，有助于我们理解文本的产生时间。

此外，更重要的证据可能来自廖名春。廖名春在其一本面向普通大众的读物中，为《周易》经文给出了比较语言学上相当扎实的统计数据¹⁶。

廖名春给出的证据很多，限于篇幅，我举出几个我认为非常精彩的例子，并试着概括其他列举的主要证据。

甲骨文里是否有语气词？过去有过歧说，目前学术界的看法渐趋一致。裘锡圭认为以前被人看做语气词的“乎”可能“指跟祭祀有关的某件事”，他也不同意把“才”读作“哉”，认为“才”字之后，可能有未刻的字，应读为“在”。 郭锡良也认为“甲骨文时代语气词还没产生，句子的语气只能是由别的语言手段来担任。语气词是西周时期才产生的，最初是『哉』字，然后逐渐产生其他的语气词” 。不管上说是否百分之百的精确，但我们至少能肯定，甲骨文里的语气词是微乎其微的，语气词的大量使用，应是后来的语言现象。利用语气词产生的这一时代特征，我们完全可以判断出《周易》本经的成书年代。

“也”是先秦汉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语气词之首。但甲骨卜辞中它没有出现，《尚书》也无，《周易》本经没有踪影，而《诗经》却出现了61次，《左传》出现了3578次，《论语》326次，《老子》13次，《孟子》1214次，《庄子》1661次，《荀子》2670次，《韩非子》2839次，《战国策》2446次。其中《诗经·大雅》出现了3次，皆见于西周末年周厉王、周幽王时代的诗篇中。也就是说，“也”大约在周厉王时代才开始产生。

　　

“矣”字的出现频率仅次于“也”，但它同样不见于甲骨文和《周易》本经。它在《尚书》中7见，都集中在《牧誓》和《立政》这两篇西周早期的作品中。《诗经》192见，其中《周颂》4见，《大雅》34见。《左传》出现831次，《论语》138次，《老子》10次，《孟子》195次，《墨子》252次，《庄子》454次，《荀子》542次，《韩非子》600次，《战国策》848次。其大约产生在西周初期，在西周末期得到发展，大盛于春秋、战国时代。

“已”字表限止语气，最早见于《尚书·洛诰》，但仅1例。《左传》8见，《论语》18见，《老子》6见，《孟子》6见。而《周易》本经无。

“焉”表提示语气，《尚书·牧誓》2见，《诗经》13见，《左传》766见，《论语》42见，《老子》4见，《孟子》102见。而《周易》本经无。

“乎”字表疑问语气，《尚书》仅《尧典》1见，《诗经》5见，《左传》625见，《论语》104见，《老子》9见，《孟子》150见。而《周易》本经无。

廖名春总结并提供的其他证据包括：

1. 前缀词“有”从名词前缀，发展到能作形容词、动词、象声词的前缀的比较；

2. 后缀词“如”“若”“然”的比较；

3. 指示词“是”“斯”“此”“彼”的比较；

4. 介词“在”“于”的比较；

5. 结构助词“攸”“所”的比较。

所有这些比较，建立于海量先秦古籍的语料统计分析，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而这些比较语言学的统计与分析，都指向《周易》经文成书年代大约在殷末周初的结论，也与我上述《周颂》用韵的统计分析相吻合。尽管我对廖名春这本书《易传》部分的观点持保留态度，但是此部分语料统计与分析，其论证相当扎实并具有启发性。

现在我们需要考虑夏含夷教授第二种学术路径所提出的问题，即爻辞中的一些习见语，如“利执言”、“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扬于王庭”、“王假有庙”，常见于宣王时期的青铜铭文，这是夏含夷教授断定《周易》成书年代重要的参考坐标。我认为，夏含夷教授提出的这些证据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要做的，是平衡两类不同的证据，尤其是当这些证据相互矛盾的时候。

我的看法是，正如对《周颂》的用韵分析和廖名春对海量先秦语料的统计分析所展示的，《周易》经文的文本主体，大约在殷周之际即已成型，至迟不会晚于《周颂》的成书下限。又由于是“占卜手册”的性质，两百年后的占卜者难免添加一些新的内容去解释新的事实，这样我们才看到“往往几个兆辞相连迭，而意义相反”的情况¹⁷，以及出现宣王时期青铜铭文上的常用语。这看上去是一个折中的结论，但是我觉得是对两类都很重要的证据的平衡。忽视任何一方的证据，都难以让人信服，并证成其说。

上面是我对的两个比较重要问题的看法，下面还有几个技术性的小问题。首先，夏含夷教授全书“数字卦”的释文体例并不统一，给读者造成了小小的困惑。通观全书，夏含夷教授对“数字卦”的释文，大多数采取了爻辞“初二三四五上”的顺序，按照“自下而上”释读“数字卦”。这跟甲骨文“自上而下”的阅读顺序，或者跟中文学术圈通常“自上而下”的顺序释读“数字卦”，就很不一样。这可以说是夏含夷教授个人的释读习惯，无所谓对错。有鉴于此，译者对夏含夷教授按照“自下而上”顺序释读的“数字卦”，都按照中文学术圈的习惯，调整成为“自上而下”的释读，真的是很贴心了（如中文版P78页、P137页等等）。但似乎有一处例外，中文版P28-29页（英文版P35-36页）对《鼎卦戈》的释文似乎并未进行调整，而保持了英文版的原样。

中文版释文：

六一一一六一曰

鼎止（趾）真（颠）

鼎黄耳奠止（趾）

八五一一六五

拇（吝）

诚如夏含夷教授书中所说，这里的铭文应当从右上角开始，进行顺时针释读。按照中文学术圈的“自上而下”的释读习惯，“六一一一六一”、“八五一一六五”两个“数字卦”，按照“奇数为阳爻、偶数为阴爻”的规则，转化出来就变成《革卦》了，而此处讨论的都是《鼎卦》。夏含夷教授此处引用了董珊教授的文章，核对董珊教授的原文，此处的释文为“一六一一一六”、“五六一一五八”，即“自上而下”按照阅读顺序的释文¹⁸。这里未能调整成“自上而下”的释读，似乎并不能完全责怪译者，因为在原书第四章4.1周原甲骨部分¹⁹，夏含夷教授又按照“自上而下”的顺序进行了释读，破坏了他自己确立的全书大多数“自下而上”释读的成例。

这样就存在两种释读顺序，对于熟悉“数字卦”的学界中人来说，自然不是问题，但是对于普通读者，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困惑。

其次，或许是由于输入法的转换问题，抑或是出版社的编辑问题，也或许是夏含夷教授的无心之失，英文版原书P122-124页，将一系列甲骨文中的囟字在隶定时，误作为“囟”（xìn）字。而P100页齐家村甲骨，以及P176页、P195页、P207页的后续讨论中，甲骨文中的囟字都隶定为“甶”（sī）字，都是准确无误的。夏含夷教授历来主张甲骨文中的囟字应该隶定为“甶”字，如其《<诗>之祝颂：三论“思”字的副词作用》一文²⁰，甲骨文中的囟字，全部都隶定为“甶”字，准确的反应了夏含夷教授的一贯观点。也可见此处是略有疏失。而中文译本，全书的甲骨文囟字，都隶定为“囟”字，不免略有遗憾。此外，类似的例子，或许跟输入法真的有关，P79页的《尚书·金縢》引文，“四方之民罔不祇畏”， “祇（qí）畏”应当是“祗（zhī）畏”之误，中译本也一并作“祇畏”。

本书名为“《周易》的起源及早期演变”，但似乎是出于学者的严谨，夏含夷教授并没有花费多少笔墨来探讨“起源”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第一，我们缺少文献资料，第二，我们也缺少考古资料。根据张政烺先生的研究，至少在商代武丁时期已经出现了“四爻数字卦”，虽数量不多，但时间应先于周原甲骨，即在“太王去邠迁岐”之前²¹。所以，认为周人的“八卦”系统，是从商人那来学来的，似乎可以成立。近些年，随着新石器时代考古的进展，对“八卦”起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考古资料。

如浙江义乌桥头遗址，被认为属于上山文化中晚期，大约距今8500-9000年左右，其出土的陶罐上的符号令人印象深刻（图一）。

图一

再比如浙江杭州萧山跨湖桥遗址，《跨湖桥》考古报告认为²²，其年代大约距今7000-8000年左右，也出土了类似乎重卦的符号（图二）：

图二

还有距今大约6500年左右的江苏省邳州市大墩子遗址，出土了带有“六爻画”的獐牙勾形器（图三）：

图三

如果说这些符号都是偶然出现的，与《周易》系统的“八卦”没有联系，似乎令人难以信服。在如此长的时间段内，这些符号集中出现于长江下游地区，以及与《周易》系统“八卦”形制的高度相似（图三），认为其就是原始形态的“八卦”，似乎是可以成立的。尤其让人惊讶的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八卦”卦画（浙江义乌桥头遗址，图一），竟然是“六爻画”，这个“六爻画”更像是一个整体，而非两个“三爻画”的组合。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张政烺先生多年前的一个初步猜测：“从考古数据看，六爻和三爻同时出现，甚至于六爻比三爻早，或许是六爻简化为三爻”（见上文），确有先见之明。从桥头遗址的“六爻画”看，“六爻画”如果不是“八卦”的原始形态而早于“三爻画”，至少不会比“三爻画”的出现更晚。张政烺先生进而认为，“三爻”演化为“六爻”，“大概是分析的结果，而不一定是发生的历程”。换句话说，“演八卦为六十四卦”，很可能是数学推演的结果，并不是真实发生的历史进程。“八卦”的原始形态，很可能就是“六爻画”。这一点似乎尚未被学界充分重视，而浙江义乌桥头遗址的“六爻画”，为张政烺先生的猜想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其次，上述三个遗址出现的“八卦”形态，说明阴阳爻的出现真是其来有自、源远流长。近几十年来，通常认为“数字卦”最后演变成了“阴阳爻”，但是上述遗址文物表明，很可能“数字卦”才是一个插曲，“阴阳爻”的历史或许要长的多。“数字卦”有可能是商周时代对原始“阴阳爻”的一个变种，而后世又在不知不觉中恢复了“阴阳爻”形态的本来面目。上述遗址范围，大致上在长江下游地区，而这些地方也是商人的活动范围，因此，很可能“八卦”的确起源于东部沿海，经过商人改造，产生了“数字卦”和“四爻卦”，随后由周人学习并掌握了这套系统，并使“八卦”在其手中发扬光大。换句话说，“八卦”起源于东部，由东向西进行传播。

第三，浙江义乌桥头遗址表明，在大约8500-9000年前，中国的先民已经有了“八卦”的原始形态。值得指出的是，地球上最后一次冰期大约结束于1.1万年前，1万年前左右人类开始了农业革命。对应到中国境内，大理亚冰期大约结束于1万年前，随后进入冰后期。而根据施雅风等人的研究，中国的大暖期（Megathermal）大约开始于距今8500年，结束于距今3000年左右²³。大暖期的鼎盛阶段，长江流域比今天高2℃左右。可以想见，中国先民几乎是在末次冰期一结束、农业革命刚开始不久，就对宇宙间两种对立的元素、事物的发展变化，有了某种原始的、朴素的认知，从而形成了“八卦”的原始形态。我想强调的是，我并不认为“八卦”包含了宇宙间的所有道理——正如后世儒家和当代相当一部分中国人认为的那样，但至少说明“八卦”的形态，其形成之早，的确超乎想象。

夏含夷教授此书未能讨论这些考古资料，似乎略有遗憾。部分原因，可能是像桥头遗址的考古报告尚未发布，或许有一定关系。

夷、夏或许有别，学术实无国界。一个美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把中国人民的经典，当成他自己的经典（夏教授70年代末在台湾跟随毓鋆学习《周易》），这是什么精神？这是真正的学术无国界精神。他的学术训练是美国的，但他的情怀却是中国的。中华经典的永恒魅力，使外国人埋首其中、念兹在兹，贡献了毕生的智慧与学识，作为一个中国人，常常心生敬意，倍感亲切。因此不揣冒昧，写了这篇书评，权当对夏含夷教授和中华经典的一丝致敬。

【作者案】

本文初稿写于2023年6月，大约一年后，经颜世安教授审阅，并根据颜老师的建议增补了青铜铭文用韵的统计数据，随后定稿。2024年11月，夏含夷教授应四川大学之邀，在望江校区作了四天关于《竹书纪年》的学术报告。笔者得以有机会将拙文面呈夏老师审阅，就教于方家。夏老师不遗葑菲，对笔者有热切的鼓励，并在讲座结束后几天内对本文回复了一封邮件，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现在征得夏老师的同意，我将他的回信附在这里，并对相关意见作一简单的回应。也再次感谢颜老师的意见与帮助。

夏老师邮件如下：

蒋瑞先生您好，

终于有机会拜读您给拙作小文的书评，谢谢指正。

关于乾坤两卦的历法关系，看起来我们的理解大同小异；您的理解不误，但是我仍然觉得我的理解也不误：壬亥之间是年末，子是年初，这应该没有问题。“九月肃霜”，您引用王国维把“霜”读作“爽”，我觉得远不如将“肃” 读如“速”，在《诗经》就有前例；王先生说实在没有历法意义。

关于《周易》的著作年代，我还是觉得我的分析站得住脚；《周易》不太可能是周初的文献。您对《周颂》的分析也不够彻底，您可以参考我对《周颂》的分析（就在《孔子之前》）。

关于最后三件文物，恐怕我一点也不接受八卦起源早到公元前7000年。我就不多说。

再次感谢如此详细看拙作小文。

夏含夷

针对夏老师邮件中的意见，我的简短回应如下：

第一个问题，“九月肃霜”的解释。夏老师认为《诗经》中“肃”读如“速”是有先例的，比如《召南·小星》“肃肃宵征”，《小雅·黍苗》“肃肃谢功”等，“肃肃”更多是一个象声词，表达疾行、迅速的意思。但是这里的“九月肃霜”的“肃”如果读如“速”，恐怕是有些问题的。一般认为，《豳风·七月》是一首农事诗，描述的是周民族早期的农业生活，与当时的实际历法和物候特征是相符合的。张闻玉先生在《古代天文历法讲座》一书中，已经令人信服的证明了《七月》一诗使用的是殷历（建丑），而殷历和现代的公历月序是一致的，殷历九月就是现代公历九月。公历的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黄河流域还有所谓的秋老虎，天气是相当热的，九月“速霜”，是不符合黄河流域的天气特征的。更重要的是，《七月》作为农事诗，记录的是当时的常规物候和农事时间，不太可能记录大热天的偶然霜降。王国维虽然没有直接论证《七月》一诗的实际历法与月建，但将“肃霜”解释为“肃爽”，即秋高气爽，与当时的天气状况不悖，诗中的农事描述，也符合当时的物候特征，因此他的说法，实在是有历法意义的。

第二，《周易》经文的著作年代。夏老师《孔子之前》一书中关于《诗经》的几篇文章极有创见。在《由颂辞到文学》一文中，他引用罗森（Jessica Rawson）的看法，认为西周早期到中期出现了一次礼仪变化，很可能跟编钟从南方引进到王畿地区有关。王室贵族从一开始礼仪的参与者，变为后期的观摩者。相应的，《周颂》早期的一些篇目，其性质相当于贵族在参与仪式过程中的祷祠，从而缺乏文学色彩。而中期以后形成的一些篇目，更近似于对礼仪过程的描述。这是很有洞见的看法。夏老师在文中提出，《周颂》中的《清庙》《维天之命》《维清》《烈文》《天作》《昊天有成命》《我将》《时迈》《思文》，以及《武》，这十首诗性质相似，都是礼仪过程中的祷祠，大约创作于周初的一百年间。我在文中统计了整个《周颂》的用韵情况，如果我们集中于这十首比较可靠且公认的早期文献，并且按照王力的《诗经韵读》来统计，其结果和《周易》经文，结果也是相差无几。上述十首诗，一共88行，其中用韵的占30行，也就是用韵比例达到34%。正如夏老师在书中引用的《周易》经文的用韵统计，《周易》一共386条爻辞，118条用韵，所占比例达30%。如果我们承认《周颂》这十篇比较可靠的文献，其创作年代在西周早期，至少在用韵规律上，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具有相似用韵比例的《周易》经文，创作于西周中后期，即公元前800年以后？

其次，夏老师还提出“其”字的用法，也能反映出时代特征。在早期的青铜铭文中，“其”字几乎都作为情态助词使用，表示“希望”的意思。如“维王其崇之”“肆其靖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昊天其子之”。而作为代词的“其”字，则出现在西周中期以后的青铜铭文中。这当然是青铜铭文的一般规律，但传世文献中就有反例。如“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陟其高山，嶞山乔岳”，前者出现在《访落》中，正如夏老师指出的，《访落》跟《武》一样，具有礼仪的表演性质，认定是早期创作应该是合理的；后者出现在《般》中，夏老师文中注释也认为，学界的通常看法，《般》是《武》六首组诗中的最后一首。准此，《般》的创作就和《武》一样，也必定相当早期。可见，在公认的、可靠的早期文献中，“其”字是可以用作第三人称代词使用的，重要的是，这并不罕见。“其”字的语法功能，只能是辅助标准，且有反例存在。

再次，另外的旁证来自于《周易》经文对殷周之际史事的真实记录。从王国维、顾颉刚到李镜池，对诸如“丧牛于易、高宗伐鬼方、帝乙归妹、箕子之明夷、康侯用锡马蕃庶”这些史事的发掘和考证，足以说明《周易》经文中，的确有当时史事的吉光片羽。殷周之际既无“史书”的概念，迟至周初，也只有《大诰》《康诰》《召诰》《洛诰》这样的行政命令性质的口头文献。又无西方《荷马史诗》一样的口头文学传统，这些史事如果不是当时的记载，是如何流传到西周中后期，从而进入《周易》经文，都是很成问题的。

我同意夏老师《周易》经文经过了有意识的编辑的看法，如《既济》《未济》两卦的安排，但经文主体，我依然认为在西周早期即已形成。

最后，关于那几件文物以及八卦的起源，当然我也是一种猜测，在没有更多证据的情况下，备一说似乎也无妨。

注释

1. 夏含夷：《<周易>的起源及早期演变》，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11月。Edward L. Shaughnessy, 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Zhou Changes, Koninklijke Brill nv, Leiden, The Netherlands，2022 ↩

2. The Composition of “ZHOUYI”, Edward L. Shaughnessy, Stanford, 1983 ↩

3. 夏含夷：《<周易>的起源及早期演变》，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P51 ↩

4. 陆德明：《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P88，P360。 ↩

5.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P137。 ↩

6.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P136-137。 ↩

7. 李镜池：《周易筮辞续考》，收入《周易探源》，中华书局，1978年，P94-95。 ↩

8. 夏含夷：《<周易>的起源及早期演变》，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P318-321页，第十章第二节“卦与卦的关联” ↩

9. 张闻玉：《古代天文历法讲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P71 ↩

10. Malin, David; Frew, David J. Hartung's Astronomical Objects for Southern Telescopes: A Handbook for Amateur Observers.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P128 ↩

11. 张闻玉：《古代天文历法讲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诗·七月》的用历」相关章节 ↩

12. 王国维：《肃霜涤场说》，见《观堂集林（一）》，中华书局，1959年，P71。 ↩

13. 夏含夷：《<周易>的起源及早期演变》，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P22-23，P30。 ↩

14. 李镜池：《周易筮辞续考》，收入《周易探源》，中华书局，1978年，P141。 ↩

15. 罗江文：《诗经》与两周金文韵部比较，《思想战线》，2003年第5期。 ↩

16. 廖名春：《周易经传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17. 李镜池：《周易筮辞续考》，收入《周易探源》，中华书局，1978年，P89。 ↩

18. 董珊，《论新见鼎卦戈》，《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4辑，2011年，P87。 ↩

19. Edward L. Shaughnessy, 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Zhou Changes, Koninklijke Brill nv, Leiden, The Netherlands，2022，P175。中译本，P136。 ↩

20. 夏含夷：《诗》之祝颂：三论「思」字的副词作用，《清华简研究》第二期，2015年。 ↩

21. 张政烺：《殷墟甲骨文中所见的一种筮卦》，《文史》第二十四辑，中华书局，1985年。 ↩

22. 《跨湖桥》考古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出版社，2004年 ↩

23. 施雅风《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2年。 ↩